2008年股市十大忽悠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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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Dec 31, 2008 1:51 am
Last Updated:Jan 19, 2009 6:48 am 6519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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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股市十大忽悠
1.在8000点看奥运
2.中国平安看250元
3.在3500点是大底
4.机构锁仓抗地震
5.奥运股市要维稳
6.基金也要讲政治
7.将推出股指期货
8.将推出创业板块
9.将推出融资融券
10.设立平准基金
仅供娱乐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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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十年经济改革后 ，三十年改什么？（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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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Dec 24, 2008 8:16 am
Last Updated:Dec 27, 2008 1:51 am 6493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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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年的报道称，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英明领袖华主席主持会议。华国锋同志要求大家要讲真话！全会的中心议题是根据华国锋主席的指示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的议题是：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否定了中共十一大沿袭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观点。
按照官方的说法，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
一个国家的改革，一般来说有两大方面，即经济上的改革和政治上的改革。按此分类划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只能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大家看看当年十一届三十全会相关报道就清楚了。
经济改革三十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特别是国家财力大大增加。为了社会的发展，民众在下岗、征地、拆迁等方面作出了很多牺牲。
前三十年主要是经济改革，那么后三十年改什么呢？
（作者：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刘晓原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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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1933年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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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Dec 24, 2008 8:12 am
Last Updated:Apr 28, 2024 12:26 pm 5644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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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苏琦/文 1933年2月27日，柏林发生“国会纵火案”，媒体的注意力全被吸引了过去。凯恩斯写给《泰晤士报》的关于“通向繁荣的手段”的系列文章被推迟发表了。
希特勒上台的梦魇终于变成了现实。尽管不是一个亲美派，而且像大多“有教养”的英国人一样对美国人赤裸裸的物质主义追求表示不屑，凯恩斯心里很清楚，保存世界文明的钥匙已然转到了美国人的手中。
文明的赛局
早在1933年初，凯恩斯就把《通向繁荣的手段》的一套文本送给了美国当选总统罗斯福。此时，罗斯福尚未正式接管全球最大市场经济体的权杖，但人们已经看到了变革的曙光。
坚持教条的货币主义原则、等待市场“看不见的手”发挥自我纠正作用的胡佛总统已经遭到了选民的唾弃。股市崩溃及随后而来的经济萧条已经有四年了，人们受够了。虽然在古典经济学派的推演中，下降的工资和利率最终会刺激生产部门的产出，最终达到新的均衡，但是，让这个远在天边的均衡见鬼去吧，人们需要的是就业，就业，还是就业。那一年，苏联贸易机构招聘6000名技术工人，在美国，有十万人应聘。这在一个一向只接收移民的国度里，引发了种种心灵上的震撼。
“如果在暴风雨的季节，经济学家们能告诉我们的只是当风暴过去很久以后，海面又会恢复平静，那么他们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太简单、太没用了。”凯恩斯深知，在这个事关西方文明命运的赛局中，与时间赛跑的不仅仅是大众的耐心，还有西方精英们对自身制度的信心。
1933年是苏联宣布从1928年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收工的年份，由于新闻封锁，外人无从得知高涨的经济指标背后有着什么样冷酷和血腥的投入，更多的人醉心于苏联模式在促进经济“有序”增长和充分就业方面所发挥的魔力。喜剧家威尔•罗杰斯感叹道：“苏联人颇有些绝妙的发展经济的主意……想象一下，在一个国家里每个人都有工作可做。”英国作家约翰•斯特雷奇在其1933年的新书《力量的竞争》中也对苏联模式顶礼膜拜：“从资本主义世界来到社会主义世界好比得到重生。”
在西方知识界群起与苏维埃这一“新宗教”调情的时候，凯恩斯却从骨子里认为苏联不可能成为西方文明的真正知识源泉。相反，他认为苏联在行政上管理无能，而其强迫集体化和强制工业化则“要人们牺牲差不多所有使生命值得生存下去的东西”。凯恩斯曾公开宣称《资本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古兰经》。除了智识和气质所导致的他对苏维埃体制本能的抵触外，凯恩斯的夫人莉迪亚1932年底在苏联的探亲之旅中的所见所闻更强化了他对苏联的反感之情。莉迪亚发现她的亲戚们大多生活在贫穷和恐怖的阴影中，访苏归来后，莉迪亚劝说凯恩斯收敛对苏联的言论，他不能肆无忌惮地批判苏联体制，因为这很可能会给莉迪亚的亲人们带来灭顶之灾。
同样令凯恩斯感到厌恶的是咄咄逼人的纳粹分子和他们野心勃勃的经济复兴计划。柏林方面曾邀请他去为一些经济学家和工业家们发表演讲，被他礼貌而冷淡地拒绝了。纳粹经济学家们所采取的通过国家开支的巨大增长来走出萧条的做法，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与凯恩斯的主张有不谋而合之处。但希特勒不加掩饰的帝国主义诉求和为实现复苏不惜诉诸恐怖手段的嘴脸令凯恩斯感到深深的不安。凯恩斯所钟情的是拯救自由社会而不是摧毁它，他所鼓吹的政府支出是为了创造反商业周期的需求，从而为市场机制重新发挥作用奠定基础。他不能忍受坐等市场机制慢慢恢复效用，但更无法忍受从根本上颠覆并取代市场机制。
1933年，最吸引凯恩斯目光的不是柏林，不是莫斯科，而是华盛顿，在那里，一场大规模的革命即将上演。
作者： 苏琦 编辑： hu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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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中国不安定因素？（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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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Dec 22, 2008 8:00 am
Last Updated:Apr 28, 2024 12:26 pm 6080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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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人权宣言六十周年的前夜，出台如此温和、理性、务实，主张真相下的和解的08宪章，张祖桦兄被传讯，刘晓波兄被拘留，不说匪夷所思，也是明目张胆地与中国真正的建设力量为敌。中国是所有人之中国，非仅共党非仅官方之中国，我们人人都应有争取自己权利的自由，同时我们每个人都有表达将中国建设成民主自由国家的权利。中国非无宪法（尽管不完善）、非无法律（尽管有许多漏洞），但这些东西都停留在纸面上，而不能落到实处。不能落到实处的东西是徒有具文，是拿来装潢门面，以掩饰官方独裁之实质的。
我认为官方只有务实有效地政改，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这种困境不只是官僚集团从本质意义上讲已是中国社会的巨大阻力，已成中国社会的毒瘤，更要命的是，他们成了中国社会真正的不安全因素和群体事件的导火索。本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没有什么政改的情形下，已经畸形地用尽了经济手段，就是没有经济危机的出现，中国经济的瓶颈已然出现。也就是说，必须确立与真正的市场相匹的政治制度，才能使经济的发展更加良性化，其可持续发展才能有相当之理性预期。否则的话，经济即便看上去增长，但落入民众中的实惠却不多。再多的GDP也掩忽不住社会的满目疮痍，也遮盖不住底层民众的创伤。应对目下中国的经济危机，固然要尊重经济规律，用市场来解决问题。但问题在于，中国的市场比较畸形，是权贵资本主宰与合流，是个非计划经济非市场经济的二尾子经济。在这样的经济情形下，真想使中国经济尽快摆脱全球经济危机的困扰，可谓难上加难。
这次经济危机的持续周期有多长，我没有看到经济学家的预测与研究。但我认为这样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不可能短期内消失并得到有效的改善。经济和生病是一个道理，病来如山倒，病去似抽丝。即危机一来非常迅猛，但真要有所好转却不是一两天的事，人们得有个与经济危机长期博弈的打算。但中国民众抵抗经济危机的能力普遍较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三十年来的发展，虽然他们从中得到了少许益处，但整体说来是国富民穷，利益过于集中于少数官僚及其资本手中，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中共的太子党集团（高干集团）不义地掌控了中国大量的财富，他们巧取豪夺，近于抢劫式的获取巨额利益，给中国社会埋下了巨大的不定时炸弹。如果经济危机持续五至十年的话（我认为可能有这么长），那么中国底层民众对此普遍不能承受，除非官方在医疗、教育、养老等诸多公共福利上做足功课，否则的话，到时会面临许多人深不见底的生存危机。但要做足公共福利的功课，非政改不足以达到，所以务实有效的政改是解决中国经济危机非常见效的良药。
政治制度造成的制度性腐败，少数官僚利益集团掌控了大量的不义财富而导致中国社会的乱象。也就是说，中国不受制约的官员尤其是高官和不思改进的中国制度，才是中国社会真正的不安定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刘晓波等人拿出的解决中国政改的08宪章，是真正爱自己为人民爱国家的良善举措，但这样的良善举措却遭致如此打压，彰显了既得利益集团不思进取，想继续使整个中国社会陷入不安的深渊而不能自拔。
作者：冉云飞
2008年12月11日8：38分病中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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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的性命之忧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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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Dec 22, 2008 7:57 am
Last Updated:Dec 22, 2008 11:47 pm 5726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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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9年12月中旬开始，在“打倒人民公敌”、“独裁者滚下台”的愤讨声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这位几天前还“深受爱戴”的罗马尼亚总统成了一只丧家之犬，惶惶然在到处栽种着自己塑像的国土上东躲西藏，正像四十年前他亲口咬定的那样：“任何专制的暴力一旦与人民的正义之师交战，他们必将粉身碎骨。”始料不及的是，不仅民众唾骂他，连亲手培植的爪羽——国防军和基层“党之家”也背弃了他。当齐氏和那位任第一副总理的“贤内助”劫车而逃时，几乎所有罗马尼亚的广播里都响起了这样的声音：“各位市民请注意，人民公敌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正劫持一辆紫色达契亚轿车逃跑，请予以缉拿……”齐氏更没料到，在亲手缔造的这个“民主、团结、进步、欣欣向荣”的神圣“大家庭”里，竟会上演这样的事：从12月22日晚执行逮捕到被推上断头台，只相去三天！
虽身陷囚笼，但“喀尔巴阡山的雄鹰”并未死心。
不是要审判我吗？既然封授“人民公敌”，至少是公审公判吧？至少应面对广大人民吧？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暗暗打定了主意，只要国际媒体的镜头盖一打开，只要电视直播的焦距一调好，即用那滔滔不绝、富有煽动性和号召力的口才（整整二十四年里，这口才曾赢得了多少暴风雨般的掌声！）——同政敌一决雌雄，他甚至连演讲腹稿、上法庭时的表情和姿势都备好了。
但，齐氏太异想天开了，他万万没想到，等待他的根本不是什么人山人海的旁听席。没有政坛显要和外国友人，没有高规格的审判团和律师团（审判长竟只是个司法部的小局长，波帕•吉克，这个名字他简直闻所未闻），更没有礼花般的镁灯闪烁。当从防暴押解车里爬出来，他走进的是一间只有原告、被告和军警的密室。自然，电视上亦会出现“公开审判”的镜头，但那是经过剪辑处理的……
对手绝不再给他任何表演的机会，他预想中的舞台根本不存在！
只有绝望！空荡的绝望！
1989年12月25日，当耶稣诞辰的钟声再次赐福人世的时候，一个混含着仇恨与蔑视的嗓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屋子里响起：“人民公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五条和第三百五十七条，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公共秩序罪、贪污罪、受贿罪。特别军事法庭宣布：数罪并罚，判处被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死刑，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不准上诉！”
他心爱的女人也将魂归西天。
秘密审判，不准上诉，从被捕到毙命，仅三日之隔。这已远非正常性质的审判，甚至携**之嫌。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极端行为呢？原因只一点：仇恨和恐惧！对民众来说，是仇恨；对政敌而言，则是恐惧——那种一天也不敢让独裁者多活下去的恐惧！他们太紧张了，太熟悉对手的报复手段了，其神经像金属片一样已绷到了极限，再僵下去，即要崩溃。
可这对齐氏来说，又有什么可愕然的呢？难道这不正是您一贯的铁腕政策？您不是坚定地认为“目的大于手段”吗？每每将司法程序省略、节约到极点的，不正是您自己吗？除却“齐奥塞斯库”几个字，判决书的每一句台词不都是您平日耳熟能详的吗？您记得“人权”这个字眼吗？当在秘密审判和处决政治犯的手令上签字时，您又何曾有过一丝犹豫和迟疑？
更可怕的是，对齐奥塞斯库非常态的审判，人民群众竟毫无异议！偌大一个国家，竟没有一个人公开质疑。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其实，早在四十五年前，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命运就在一对意大利人身上预演过了：墨索里尼及情妇克拉雷特。战争尚未结束，一支衣衫褴褛的山区游击队就匆匆宣判了他们的死刑。然后，意大利历史上最著名的一组尸首，便像动物一样被悬吊在米兰广场上，待仇恨的剔刀来剜割，等怨毒的鞭子来抽打。
单就这一场面，的确称得上**了。但问题是：在你亲手缔造的那座**半岛上，对手还能想出别的更简单的办法对付你吗？要知道，他们像害怕恶魔一样怕你，怕你再将屠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他们甚至一听到你的名字就哆嗦，甚至迷信地担心你复活。为了活下去，为了释放恐惧，他们只好表现得比你更疯狂更决绝……
这是仇恨的力量，但更是恐惧的力量！
对齐氏们来说，像纽伦堡或海牙那样的审判庭，简直就是梦中天堂了。在那儿，至少有辩护、有上诉、有旁听、有见证、有表决、有探视……从这点看，他远不及另一位同壕战友——前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幸运，后者面对的不是政敌的恶性报复，而是相对公正的西德司法程序和国际法准则。
我想，在独裁者坐以待毙之时，他对敌人最大的期许或许是：要是这些人信奉民主与理性该多好啊！可惜，要让自己的臣民在短短几天内学会司法公正与人权意识，简直是痴心妄想、缘木求鱼。太晚了！他们从你这儿得不到的，你也休想从他们那儿得到。因为，他们身上压根没有那东西，没机会生长你直到最后一刻才怀念的东西！难道不正是你，早早即把生长它的种子和土壤给踩烂了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死于自己。
依靠暴力维持的权力，最终埋葬它的，不会是别的，惟有暴力的掘土机。
长期**的社会氛围，往往导致反**的手段也是**的。“**导致与**作斗争的人也变得残忍，它使温和的人也学会了暴烈莽撞。”暴力弹起的是同一种暴力情绪，而理性——即使尚剩一点残渣的话，也早已被仇恨的浓烟熏得睁不开眼。更严酷的真相是：长期的政治高压，对人权信息的锁闭，对自由文化的防范，对民主人士的迫害……使得这个国家的臣民和其家长一样头脑简单，行为鲁莽，缺乏正常的公民社会的精神滋养，缺乏民主教育，没有合法审判的经验和参照，没有诉诸理性的意识，没有现代文明习惯和宪政遗传——除了暴力，除了以恶惩恶、以暴抗暴的本能，他们头脑中就再也没输入过别的。
那么，是否仍不乏一支（哪怕再微不足道的一线！）试图阻止施暴的力量呢？比如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几个法官或律师不顾一切地站出来，向同胞们大声疾呼：“即使罪孽深重的人，也有权得到合法的审判！”……或许确有过这可能，但现在没有了。因为，那些高尚的充满理性和不计私利的头脑，那些最早鼓吹民主政治的人，早已成了独裁的牺牲品，早已被不容异端的权力提前绞杀了。剩下的，惟有对民主的无知，对人权的冷漠，对武力的贪婪效仿和大肆挥霍。如今，已没有谁挺身拦截那冲向独裁者的拳头和棍棒了（假如他们活着，本是最有希望这么做的。也就是说，那些被独裁者提前杀死的人——恰恰是惟一可能在未来使独裁者免遭非法侵害的人）。
不宽容只能导致新一轮的不宽容，严厉暴虐只能衍生新一轮的严厉暴虐。在那些将最优秀的政敌（比如像“吉伦特派”那样恳赦国王的温和派）斩草除根、格杀勿论的运动中，等待刽子手的只能是更激烈的反扑和报复，因为他们早已把憎恨狂暴与极端的力量给绞杀了。当把一个国家中最宝贵的“理性派”送进坟墓时，也就等于提前把自己送进了坟墓。独裁者应从正在倒下的尸首上看见自己未来尸首的影子——因为那些罹难者，本是惟一力主以正常方式审判自己的人——在未来，在仇恨的烈焰冲来时，本应由他们为奄奄一息的独裁者筑起“防火墙”和“隔离带”！
历史上，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独裁与反抗，使用的竟是同一工具和模式！反抗者根本不会，也不可能想起别的法子对付昔日仇人！而且，收割暴君头颅的土壤极易疯长新一茬的剃头刀！正像法国十八世纪末始演的那样：从“三级会议”、“国民公会”到“热月政府”和“督政府”，从“执政帝国”、“百日事变”到“波旁复辟”，从路易十六到马拉和夏里埃，从罗兰、丹东、德穆兰到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头颅如椰子般滚入“大革命”的草筐——最终人们发现：这要求填满的筐子竟是漏底的！
古罗马诗人查维纳说过：“几乎没有一个专制暴君能安享天年。”古代暴君多被宫闱篡权者和阴谋家所戮，近现代史上的独裁者，多为激愤的民众或军士所杀。希腊人把诛戮暴君当作公民的义务，古罗马人也将之颂为美德，连西塞罗、弥尔顿等人文学者也公然诩之……可以说，在几千年讲究“德政”、“明主”的传统政治历史上，“暴君当诛”，一直受到民间文化舆论的鼓吹，甚至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权力意识形态的唆使（实为篡权者和继位者所盗用）。直到十九世纪中期，随着对法国大革命的理性反思，该状况才有所转机。
从现代理性眼光看来，这些不择手段只为目的、不计法度只图道德快感的行为，无疑应受谴责（代表大多数人私意的“众意”和象征法理的“公意”常常是矛盾的）。法制与文明、民主与人权，其服务对象乃一切公民。它不仅保护正常人的利益，还负责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益和人身安全，侵害哪怕是暴君的人身权利无疑也属理性意义上的犯罪。而这种犯罪，若假道德的名义恣肆膨胀，得不到及时纠正，即会重演大革命的悲剧：一面宣布永远结束专制时代，一面却建立了一个更**更血腥的混乱时代。
美国历史上涌现过很多有争议和得罪人的政治家，但在他们卸职后，在丢开了权杖后，却很少有遭报复的，更不用说暗杀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封建君主，更非独裁者，很少有独自滥用权力的机会（完备的法治程序和制衡原理会大大减少权力的过失），政治过错很少被看做“一个人的罪孽”，政治家的安全也不是靠权力系统来维系的，离开了权力体系，作为常人的他们反而更安全。即便像尼克松和克林顿那样遇起诉，他们也会面对相应的司法公正和仲裁程序，而非极端性的暴力迫害。
在法治和宪政社会，不同政见者或许会去焚烧国旗，去****，去公开言论，但不会以消灭某个当权者为目标，因为他清楚：自己所反对的，乃政府集体的政治，乃权力机关合议的结果，而非某某的“个人行为”，权力者本人，也只是个政治符号而已。即使他遇刺身亡，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无助于事实的改变。同时，更因为像****之类的行为被宪法充分尊重和保护，所以，即使再激烈的仇视和敌对情绪，由于得到了合理发泄和即时疏浚，往往也不会延伸出更极端的灾难性后果。
惟有在绝对“人治”的社会里，仇恨才会冲着权力者本人而去，因为人们清楚，所有不公正和残酷事实的发生，皆垄断权力的某个人（即“说了算”的那个人）所为，而非法律本身或政府其他成员的问题。既然政府的事即斯人的事，而政治意识形态即斯人的意志所致，那么，人们即会机械地意识到：只有这个人的毁灭，才会给自己带来福音，替国家赢得转机。于是，杀死独裁者，作为一股隐秘的历史愿望和民意冲动，早就在私下里磨刀霍霍了。
民主社会的权力转移，通常在有序的竞选系统内进行。作为一种和平、自由与温雅的方式，它的输赢和变迭都是“精神性”（非“肉体性”）的，远离暴力和武器，故历史成本也最低。而极权社会里的权力角逐，情形则大变，常常要以死亡为赌注：政变、起义或革命，无论维系统治还是颠覆威权，皆以“铲恶务尽”为目标。在一个完全拒绝对话与协商的社会里，任何一点理想的实现都只能靠肉体和性命去博取——就像奴隶主欣赏人兽戏，而斯巴达克则把奴隶主关进狮虎山一样——以恶抗恶，以牙还牙，以命搏命，杀人者被杀——一种最原始、最粗陋、成本高昂的“物质性—肉体性反抗”！
独裁者不仅死亡代价高，统治成本也大得惊人，非法和脆弱的权能离开了死刑和武力，几乎一天也呆不下去。比如中非“食人皇帝”博卡萨，这个马基雅弗利主义者，最信奉的就是《君主论》的名言：“军事问题应是君主惟一的专业，忽视军事就会亡国，而精通军事，会使你赢得整个国家。”为此，他颁布了《优军法案》，使全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成了军人，将整个国家预算的一半划为了军费。可惜的是，马基雅弗利忘了告诉他：权力者愈嗜暴，暴死的危险愈大。在很大程度上，独裁者无不死于自己的刑罚，死于自己的游戏规则，在充当刽子手的同时，无形中却扮演了自己的刽子手之角色。1987年，在博卡萨被处死前，有人替他算了一笔账，若按他自己制定的《刑法典》：其左手将被剁掉三千次，右手将被砍掉两千次，耳朵将被削掉一千回，而脑袋，将被砍掉六百遍……
应该说，从《刑法典》出笼的那一刻起，博卡萨的死，就被提上了历史日程，列入了民间的叙事年表。接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历史上的大独裁者有哪一个善终的？不是暴毙，就是流亡。从恺撒大帝到拿破仑，从查理一世到路易十六，从墨索里尼到特鲁希略，从马科斯到波尔布特……独裁者无时无刻不有性命之忧！于之而言，惟一的暂时安全保障即在于威权，只要御座的铜钉有一丝松动，只要有一个偶然，只要从那个位子上稍有一点闪失或游离，即有血光之灾……事实证明，权力者的“万岁”神话其实虚弱得很，不堪一击。比起那些像蝼蚁一样被踩着的百姓来，独裁者的危险系数远大得多。
民主国家的情势就完全不同了，由于司法理性的在场，政客即使犯罪，一般都会受到合法的审判和公正待遇。像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因涉嫌受贿罪于1976年7月被捕，后被保释，对此案的调查竟持续了七年之久（与齐奥塞斯库的“三天”多么大相径庭！），1983年被提起公诉，判四年有期徒刑。再者如韩国“世纪大审判”，虽早有传闻：两位臭名昭著的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很可能被判重刑，但一般稍有理性的人都会预感，他们是不会真正被处死的，如果那样，无异于现代文明的失败。在韩国，几十年风起云涌的民主浪潮和深入人心的人权意识所确立的文明底线，加上金泳三新政权的性质所在，仇恨和积怨是会得到严格的监视和存放的——而他和他的政府班底也正是靠这些与旧政权不同的信仰和承诺才挫败了前任。
事实确乎如此：从1995年10月韩国检察机关立案调查到此后的九个多月里，两人先后三十五次被提审。据悉，光检察机关的调查卷宗，若以数量计，可整整装一百卡车（这至少可证明司法的严谨）。1996年8月26日一审判决，两人以军事政变、受贿、镇压民众等罪名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同年12月16日，汉城高等法院又宣布为全、卢减刑，前者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后者由无期改为有期徒刑十七年，理由是：全、卢政权和平交接避免了流血。
消息一公布，少有人感到意外。倒不是怀疑政治舞弊和“官官相护”之类，而是大家都清楚，像韩国这样一个已步入稳定民主期的理性国家，无论从人道考虑，还是政治需要，对两位前总统执行死刑都是不可能的。韩国“世纪大审判”的意义和历史诉求并非一定要将谁送上绞架不可，而在于彻底告别一个武力威胁人权的时代，一个黑金垄断与幕府政治时代。
制度、司法和政治游戏规则，不仅主宰平民的命运，更决定着权力者的命运。在一个拒绝暴力、政治宽松、民主完备的社会，不仅秩序的紧张程度、法律负担会大大减轻，而且处罚也会变得相对温和。再进一步讲，如果一个国家废除了死刑（许多现代国家基于人道原则和宗教等文化信仰，已废除了死刑，比如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瑞士、芬兰等），那么，所谓“性命之忧”又从何而来呢？那时，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惟一剩下的只有“自由之忧”。
在现代民主国家，死刑的使用正遇到空前的限制和阻力。比如美国，时常发生这样的事：一个在我们眼里“万恶不赦”的罪犯，却引得无数民间人士为其奔走呼号、签名**，以免除一死……或许，正由于对剥夺生命的历史充满梦魇般的恐惧，所以对每一次行使“剥夺”的权力，人们都充满了警惕和紧张，忍不住慎之又慎。
在一块没有民主和自由的土地上，不同精神信仰必然意味着彼此征服的斗争，其结果必是反反复复的一元政治和专制轮回。它的历史，亦必然伴随着汹涌的杀机和人头涨落的潮汐——其中包括君主和各式独裁者的人头……那么，怎样缓解信仰多元造成的政治矛盾？怎样降低意识形态冲突带来的社会消耗与历史成本？文化、精神与信仰“统一”，乃一个现代国家所追求的必需的目标吗？
文化面貌与政治形态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癫狂、严厉、偏执、激烈、苛刻……不仅是独裁者个人的精神气质，几乎也是所有威权政治的精神特征。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过：“共和国的精神是和平与温厚。”“和平与温厚”作为一种精神特征，这一定程度上已成了检验一个国家制度“共和”与否的最大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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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的性命之忧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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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Dec 22, 2008 7:48 am
Last Updated:Dec 22, 2008 11:48 pm 5433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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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9年12月中旬开始，在“打倒人民公敌”、“独裁者滚下台”的愤讨声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这位几天前还“深受爱戴”的罗马尼亚总统成了一只丧家之犬，惶惶然在到处栽种着自己塑像的国土上东躲西藏，正像四十年前他亲口咬定的那样：“任何专制的暴力一旦与人民的正义之师交战，他们必将粉身碎骨。”始料不及的是，不仅民众唾骂他，连亲手培植的爪羽——国防军和基层“党之家”也背弃了他。当齐氏和那位任第一副总理的“贤内助”劫车而逃时，几乎所有罗马尼亚的广播里都响起了这样的声音：“各位市民请注意，人民公敌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正劫持一辆紫色达契亚轿车逃跑，请予以缉拿……”齐氏更没料到，在亲手缔造的这个“民主、团结、进步、欣欣向荣”的神圣“大家庭”里，竟会上演这样的事：从12月22日晚执行逮捕到被推上断头台，只相去三天！
虽身陷囚笼，但“喀尔巴阡山的雄鹰”并未死心。
不是要审判我吗？既然封授“人民公敌”，至少是公审公判吧？至少应面对广大人民吧？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暗暗打定了主意，只要国际媒体的镜头盖一打开，只要电视直播的焦距一调好，即用那滔滔不绝、富有煽动性和号召力的口才（整整二十四年里，这口才曾赢得了多少暴风雨般的掌声！）——同政敌一决雌雄，他甚至连演讲腹稿、上法庭时的表情和姿势都备好了。
但，齐氏太异想天开了，他万万没想到，等待他的根本不是什么人山人海的旁听席。没有政坛显要和外国友人，没有高规格的审判团和律师团（审判长竟只是个司法部的小局长，波帕•吉克，这个名字他简直闻所未闻），更没有礼花般的镁灯闪烁。当从防暴押解车里爬出来，他走进的是一间只有原告、被告和军警的密室。自然，电视上亦会出现“公开审判”的镜头，但那是经过剪辑处理的……
对手绝不再给他任何表演的机会，他预想中的舞台根本不存在！
只有绝望！空荡的绝望！
1989年12月25日，当耶稣诞辰的钟声再次赐福人世的时候，一个混含着仇恨与蔑视的嗓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屋子里响起：“人民公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五条和第三百五十七条，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公共秩序罪、贪污罪、受贿罪。特别军事法庭宣布：数罪并罚，判处被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死刑，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不准上诉！”
他心爱的女人也将魂归西天。
秘密审判，不准上诉，从被捕到毙命，仅三日之隔。这已远非正常性质的审判，甚至携**之嫌。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极端行为呢？原因只一点：仇恨和恐惧！对民众来说，是仇恨；对政敌而言，则是恐惧——那种一天也不敢让独裁者多活下去的恐惧！他们太紧张了，太熟悉对手的报复手段了，其神经像金属片一样已绷到了极限，再僵下去，即要崩溃。
可这对齐氏来说，又有什么可愕然的呢？难道这不正是您一贯的铁腕政策？您不是坚定地认为“目的大于手段”吗？每每将司法程序省略、节约到极点的，不正是您自己吗？除却“齐奥塞斯库”几个字，判决书的每一句台词不都是您平日耳熟能详的吗？您记得“人权”这个字眼吗？当在秘密审判和处决政治犯的手令上签字时，您又何曾有过一丝犹豫和迟疑？
更可怕的是，对齐奥塞斯库非常态的审判，人民群众竟毫无异议！偌大一个国家，竟没有一个人公开质疑。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其实，早在四十五年前，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命运就在一对意大利人身上预演过了：墨索里尼及情妇克拉雷特。战争尚未结束，一支衣衫褴褛的山区游击队就匆匆宣判了他们的死刑。然后，意大利历史上最著名的一组尸首，便像动物一样被悬吊在米兰广场上，待仇恨的剔刀来剜割，等怨毒的鞭子来抽打。
单就这一场面，的确称得上**了。但问题是：在你亲手缔造的那座**半岛上，对手还能想出别的更简单的办法对付你吗？要知道，他们像害怕恶魔一样怕你，怕你再将屠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他们甚至一听到你的名字就哆嗦，甚至迷信地担心你复活。为了活下去，为了释放恐惧，他们只好表现得比你更疯狂更决绝……
这是仇恨的力量，但更是恐惧的力量！
对齐氏们来说，像纽伦堡或海牙那样的审判庭，简直就是梦中天堂了。在那儿，至少有辩护、有上诉、有旁听、有见证、有表决、有探视……从这点看，他远不及另一位同壕战友——前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幸运，后者面对的不是政敌的恶性报复，而是相对公正的西德司法程序和国际法准则。
我想，在独裁者坐以待毙之时，他对敌人最大的期许或许是：要是这些人信奉民主与理性该多好啊！可惜，要让自己的臣民在短短几天内学会司法公正与人权意识，简直是痴心妄想、缘木求鱼。太晚了！他们从你这儿得不到的，你也休想从他们那儿得到。因为，他们身上压根没有那东西，没机会生长你直到最后一刻才怀念的东西！难道不正是你，早早即把生长它的种子和土壤给踩烂了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死于自己。
依靠暴力维持的权力，最终埋葬它的，不会是别的，惟有暴力的掘土机。
长期**的社会氛围，往往导致反**的手段也是**的。“**导致与**作斗争的人也变得残忍，它使温和的人也学会了暴烈莽撞。”暴力弹起的是同一种暴力情绪，而理性——即使尚剩一点残渣的话，也早已被仇恨的浓烟熏得睁不开眼。更严酷的真相是：长期的政治高压，对人权信息的锁闭，对自由文化的防范，对民主人士的迫害……使得这个国家的臣民和其家长一样头脑简单，行为鲁莽，缺乏正常的公民社会的精神滋养，缺乏民主教育，没有合法审判的经验和参照，没有诉诸理性的意识，没有现代文明习惯和宪政遗传——除了暴力，除了以恶惩恶、以暴抗暴的本能，他们头脑中就再也没输入过别的。
那么，是否仍不乏一支（哪怕再微不足道的一线！）试图阻止施暴的力量呢？比如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几个法官或律师不顾一切地站出来，向同胞们大声疾呼：“即使罪孽深重的人，也有权得到合法的审判！”……或许确有过这可能，但现在没有了。因为，那些高尚的充满理性和不计私利的头脑，那些最早鼓吹民主政治的人，早已成了独裁的牺牲品，早已被不容异端的权力提前绞杀了。剩下的，惟有对民主的无知，对人权的冷漠，对武力的贪婪效仿和大肆挥霍。如今，已没有谁挺身拦截那冲向独裁者的拳头和棍棒了（假如他们活着，本是最有希望这么做的。也就是说，那些被独裁者提前杀死的人——恰恰是惟一可能在未来使独裁者免遭非法侵害的人）。
不宽容只能导致新一轮的不宽容，严厉暴虐只能衍生新一轮的严厉暴虐。在那些将最优秀的政敌（比如像“吉伦特派”那样恳赦国王的温和派）斩草除根、格杀勿论的运动中，等待刽子手的只能是更激烈的反扑和报复，因为他们早已把憎恨狂暴与极端的力量给绞杀了。当把一个国家中最宝贵的“理性派”送进坟墓时，也就等于提前把自己送进了坟墓。独裁者应从正在倒下的尸首上看见自己未来尸首的影子——因为那些罹难者，本是惟一力主以正常方式审判自己的人——在未来，在仇恨的烈焰冲来时，本应由他们为奄奄一息的独裁者筑起“防火墙”和“隔离带”！
历史上，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独裁与反抗，使用的竟是同一工具和模式！反抗者根本不会，也不可能想起别的法子对付昔日仇人！而且，收割暴君头颅的土壤极易疯长新一茬的剃头刀！正像法国十八世纪末始演的那样：从“三级会议”、“国民公会”到“热月政府”和“督政府”，从“执政帝国”、“百日事变”到“波旁复辟”，从路易十六到马拉和夏里埃，从罗兰、丹东、德穆兰到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头颅如椰子般滚入“大革命”的草筐——最终人们发现：这要求填满的筐子竟是漏底的！
古罗马诗人查维纳说过：“几乎没有一个专制暴君能安享天年。”古代暴君多被宫闱篡权者和阴谋家所戮，近现代史上的独裁者，多为激愤的民众或军士所杀。希腊人把诛戮暴君当作公民的义务，古罗马人也将之颂为美德，连西塞罗、弥尔顿等人文学者也公然诩之……可以说，在几千年讲究“德政”、“明主”的传统政治历史上，“暴君当诛”，一直受到民间文化舆论的鼓吹，甚至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权力意识形态的唆使（实为篡权者和继位者所盗用）。直到十九世纪中期，随着对法国大革命的理性反思，该状况才有所转机。
从现代理性眼光看来，这些不择手段只为目的、不计法度只图道德快感的行为，无疑应受谴责（代表大多数人私意的“众意”和象征法理的“公意”常常是矛盾的）。法制与文明、民主与人权，其服务对象乃一切公民。它不仅保护正常人的利益，还负责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益和人身安全，侵害哪怕是暴君的人身权利无疑也属理性意义上的犯罪。而这种犯罪，若假道德的名义恣肆膨胀，得不到及时纠正，即会重演大革命的悲剧：一面宣布永远结束专制时代，一面却建立了一个更**更血腥的混乱时代。
美国历史上涌现过很多有争议和得罪人的政治家，但在他们卸职后，在丢开了权杖后，却很少有遭报复的，更不用说暗杀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封建君主，更非独裁者，很少有独自滥用权力的机会（完备的法治程序和制衡原理会大大减少权力的过失），政治过错很少被看做“一个人的罪孽”，政治家的安全也不是靠权力系统来维系的，离开了权力体系，作为常人的他们反而更安全。即便像尼克松和克林顿那样遇起诉，他们也会面对相应的司法公正和仲裁程序，而非极端性的暴力迫害。
在法治和宪政社会，不同政见者或许会去焚烧国旗，去****，去公开言论，但不会以消灭某个当权者为目标，因为他清楚：自己所反对的，乃政府集体的政治，乃权力机关合议的结果，而非某某的“个人行为”，权力者本人，也只是个政治符号而已。即使他遇刺身亡，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无助于事实的改变。同时，更因为像****之类的行为被宪法充分尊重和保护，所以，即使再激烈的仇视和敌对情绪，由于得到了合理发泄和即时疏浚，往往也不会延伸出更极端的灾难性后果。
惟有在绝对“人治”的社会里，仇恨才会冲着权力者本人而去，因为人们清楚，所有不公正和残酷事实的发生，皆垄断权力的某个人（即“说了算”的那个人）所为，而非法律本身或政府其他成员的问题。既然政府的事即斯人的事，而政治意识形态即斯人的意志所致，那么，人们即会机械地意识到：只有这个人的毁灭，才会给自己带来福音，替国家赢得转机。于是，杀死独裁者，作为一股隐秘的历史愿望和民意冲动，早就在私下里磨刀霍霍了。
民主社会的权力转移，通常在有序的竞选系统内进行。作为一种和平、自由与温雅的方式，它的输赢和变迭都是“精神性”（非“肉体性”）的，远离暴力和武器，故历史成本也最低。而极权社会里的权力角逐，情形则大变，常常要以死亡为赌注：政变、起义或革命，无论维系统治还是颠覆威权，皆以“铲恶务尽”为目标。在一个完全拒绝对话与协商的社会里，任何一点理想的实现都只能靠肉体和性命去博取——就像奴隶主欣赏人兽戏，而斯巴达克则把奴隶主关进狮虎山一样——以恶抗恶，以牙还牙，以命搏命，杀人者被杀——一种最原始、最粗陋、成本高昂的“物质性—肉体性反抗”！
独裁者不仅死亡代价高，统治成本也大得惊人，非法和脆弱的权能离开了死刑和武力，几乎一天也呆不下去。比如中非“食人皇帝”博卡萨，这个马基雅弗利主义者，最信奉的就是《君主论》的名言：“军事问题应是君主惟一的专业，忽视军事就会亡国，而精通军事，会使你赢得整个国家。”为此，他颁布了《优军法案》，使全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成了军人，将整个国家预算的一半划为了军费。可惜的是，马基雅弗利忘了告诉他：权力者愈嗜暴，暴死的危险愈大。在很大程度上，独裁者无不死于自己的刑罚，死于自己的游戏规则，在充当刽子手的同时，无形中却扮演了自己的刽子手之角色。1987年，在博卡萨被处死前，有人替他算了一笔账，若按他自己制定的《刑法典》：其左手将被剁掉三千次，右手将被砍掉两千次，耳朵将被削掉一千回，而脑袋，将被砍掉六百遍……
应该说，从《刑法典》出笼的那一刻起，博卡萨的死，就被提上了历史日程，列入了民间的叙事年表。接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历史上的大独裁者有哪一个善终的？不是暴毙，就是流亡。从恺撒大帝到拿破仑，从查理一世到路易十六，从墨索里尼到特鲁希略，从马科斯到波尔布特……独裁者无时无刻不有性命之忧！于之而言，惟一的暂时安全保障即在于威权，只要御座的铜钉有一丝松动，只要有一个偶然，只要从那个位子上稍有一点闪失或游离，即有血光之灾……事实证明，权力者的“万岁”神话其实虚弱得很，不堪一击。比起那些像蝼蚁一样被踩着的百姓来，独裁者的危险系数远大得多。
民主国家的情势就完全不同了，由于司法理性的在场，政客即使犯罪，一般都会受到合法的审判和公正待遇。像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因涉嫌受贿罪于1976年7月被捕，后被保释，对此案的调查竟持续了七年之久（与齐奥塞斯库的“三天”多么大相径庭！），1983年被提起公诉，判四年有期徒刑。再者如韩国“世纪大审判”，虽早有传闻：两位臭名昭著的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很可能被判重刑，但一般稍有理性的人都会预感，他们是不会真正被处死的，如果那样，无异于现代文明的失败。在韩国，几十年风起云涌的民主浪潮和深入人心的人权意识所确立的文明底线，加上金泳三新政权的性质所在，仇恨和积怨是会得到严格的监视和存放的——而他和他的政府班底也正是靠这些与旧政权不同的信仰和承诺才挫败了前任。
事实确乎如此：从1995年10月韩国检察机关立案调查到此后的九个多月里，两人先后三十五次被提审。据悉，光检察机关的调查卷宗，若以数量计，可整整装一百卡车（这至少可证明司法的严谨）。1996年8月26日一审判决，两人以军事政变、受贿、镇压民众等罪名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同年12月16日，汉城高等法院又宣布为全、卢减刑，前者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后者由无期改为有期徒刑十七年，理由是：全、卢政权和平交接避免了流血。
消息一公布，少有人感到意外。倒不是怀疑政治舞弊和“官官相护”之类，而是大家都清楚，像韩国这样一个已步入稳定民主期的理性国家，无论从人道考虑，还是政治需要，对两位前总统执行死刑都是不可能的。韩国“世纪大审判”的意义和历史诉求并非一定要将谁送上绞架不可，而在于彻底告别一个武力威胁人权的时代，一个黑金垄断与幕府政治时代。
制度、司法和政治游戏规则，不仅主宰平民的命运，更决定着权力者的命运。在一个拒绝暴力、政治宽松、民主完备的社会，不仅秩序的紧张程度、法律负担会大大减轻，而且处罚也会变得相对温和。再进一步讲，如果一个国家废除了死刑（许多现代国家基于人道原则和宗教等文化信仰，已废除了死刑，比如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瑞士、芬兰等），那么，所谓“性命之忧”又从何而来呢？那时，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惟一剩下的只有“自由之忧”。
在现代民主国家，死刑的使用正遇到空前的限制和阻力。比如美国，时常发生这样的事：一个在我们眼里“万恶不赦”的罪犯，却引得无数民间人士为其奔走呼号、签名**，以免除一死……或许，正由于对剥夺生命的历史充满梦魇般的恐惧，所以对每一次行使“剥夺”的权力，人们都充满了警惕和紧张，忍不住慎之又慎。
在一块没有民主和自由的土地上，不同精神信仰必然意味着彼此征服的斗争，其结果必是反反复复的一元政治和专制轮回。它的历史，亦必然伴随着汹涌的杀机和人头涨落的潮汐——其中包括君主和各式独裁者的人头……那么，怎样缓解信仰多元造成的政治矛盾？怎样降低意识形态冲突带来的社会消耗与历史成本？文化、精神与信仰“统一”，乃一个现代国家所追求的必需的目标吗？
文化面貌与政治形态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癫狂、严厉、偏执、激烈、苛刻……不仅是独裁者个人的精神气质，几乎也是所有威权政治的精神特征。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过：“共和国的精神是和平与温厚。”“和平与温厚”作为一种精神特征，这一定程度上已成了检验一个国家制度“共和”与否的最大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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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为何要对知识分子下毒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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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Dec 12, 2008 10:06 pm
Last Updated:Dec 21, 2008 11:16 am 6597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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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汉末年这样一个时局混乱、群雄逐鹿的动荡年代，曹操之所以能够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最终脱颖而出，统一中原，纵横朝野，把持政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实行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机制。
广泛地吸收和笼络文人名士，是曹操在用人机制上的一项重要举措，哪怕这个人曾经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体无完肤、一无是处。陈琳在那篇慷慨激愤、极富煽动力的讨曹檄文中，历数了曹操“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窃盗鼎司，倾覆重器”的种种罪行，怒斥了曹操的祖宗，甚至把曹操骂为“桀虏”和“人鬼”，可算是把曹操得罪透了。曹操看到这篇檄文时，不禁被陈琳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笔锋所震惊，当时虽然卧病在床，但还是忍不住一跃而起，连连称赞陈琳的文才绝佳。袁绍败亡后，陈琳被抓去见曹操，表示愿意归顺，曹操因“爱怜其才”，所以赦之不咎，命为从事，署为司空军师祭酒，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曹操在重用陈琳的同时，也经常与他在文学方面交流和探讨，对他的作品，曹操竟不能为之增减一字。
对于像陈琳这样的“仇人”，曹操都可以不计前嫌，为我所用。那么，对于手下其他声名远播的文人名士，曹操应该倍加珍惜，极力推崇才是。然而，曹操却表现出了让人惊讶的言行举动，先后辱祢衡、诛孔融、杀崔琰、灭杨修，上演了一场场侮辱、屠杀文人名士的惨剧，让人不可思议。
祢衡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作为一名文坛新秀，袮衡自恃其才，不知天高地厚，甚至目中无人，粪土一切，似乎带有一些狂悖型精神病症。尤其是在被孔融吹捧为“不可多得”的“非常之宝”后，祢衡更加狂妄失常，甚至有了许都城内除“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馀子碌碌，莫足数也”的感觉。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位丝毫不懂政治的文学青年，竟然在曹操面前出言不逊，大放厥词，引起了曹操的强烈愤恨和不满。对付这样一个不识时务、自命清高、蔑视权贵的酸腐文人，曹操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办法，那就是通过“不命坐”、“令为鼓吏”和“不起身相送”等方式，在礼法上有意怠慢，在人格上极力羞辱。曹操并不是不想杀祢衡，只是想到祢衡不过是一个狂傻之徒，顶多会恶语中伤、胡说八道，不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再者自己霸业未成，如果杀掉祢衡就会冷了人心，一条“借刀杀人”的毒计油然而生，何不借刘表之手除掉眼中钉、肉中刺，果然祢衡到了荆州后因出言不逊，结果被一介武夫黄祖砍下脑袋。曹操知道后得意地笑着说：“腐儒舌剑，反自杀矣！”
与三国“愤青”祢衡不同的是，孔融不仅仅是文学家，更是一位政治家。作为孔子的二十世孙，孔融官高名远，众望所归，顺理成章的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代领袖。名士出身的孔融向来看不起曹操，丧失地盘来到许都后，孔融认为自己是在为汉献帝做事，而不是为曹操效劳，不买曹操的帐，这让大权在握的曹操觉得很窝火。孔融学问很大，但政治上不够成熟；勇气不小，但缺乏斗争经验；过于自信，以致于对时局经常错误估价。他与“高级俘虏”汉献帝来往过于亲密，甚至动不动就瞒着曹操上表，遭到了曹操的猜忌。不仅如此，他还多次借机嘲讽和指责曹操。他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的比喻，来讽刺曹操把自己喜欢的甄氏让给儿子曹丕；用“肃慎氏不贡□矢，丁零盗苏武牛羊”的话语，来嘲弄曹操不值得大动干戈远征乌桓；用“尧非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的怪论，来反对曹操禁酒等等，这让自以为是的曹操觉得很难堪。思想领域的不同和政治见解的分歧，以及孔融在大政方针上再三的公开与自己唱反调，使曹操心怀嫉恨，杀孔融的念头早已萌生。但由于北方局势还不稳定，加上孔融的名声远播，曹操不便对他怎样。到了建安十三年，北方局面已定，曹操在着手实施他的统一大业的前夕，为了排除内部干扰，便授意部下诬告孔融“欲规不轨”，又曾与祢衡“跌荡放言”，将孔融杀害弃市，两个儿子也未能幸免。正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与祢衡和孔融相比，崔琰算不上是一个完全的文人，但他却代表着当时整个贵族集团，也代表着聚集文化精英的士大夫阶层。崔琰虽然表面上归顺曹操，但打心眼里不服，尤其是对曹操自封魏王这种僭越行为更是义愤填膺。对于经自己举荐却赞同曹操称王的门生杨训，崔琰忍无可忍，有话要说，索性以前辈的口气给杨训写了一封义正严词的书信，里面竟有“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的“反句”。曹操知道后，勃然大怒，于是将其关押。可崔琰在关押期间并不老实，竟然还“通宾客，门若市人”，与那些不肯降服的士大夫阶层搞反动聚会和非法活动，这是让曹操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的。想到崔琰平日里的阳奉阴违和关键时候的节外生枝，曹操杀心顿起，于是利用“文字狱”的方式除掉了这位爱出风头的名流。
不少人认为杨修是因为他的才华外露，被曹操出于嫉妒而杀害，其实不尽然。曹操不但欣赏杨修的才华，而且对其“委以钱粮重任”，早晚“多有教诲”。如果单纯的因为嫉妒，曹操决不会把这个多次扫自己面子的人留在身边近二十年。曹操之所以在死前的一年杀掉杨修，是因为杨修作为文人，已经深深地卷进了宫廷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杀掉杨修，不过是曹操为了身后接班人的安全，所采取的一种必要手段。在曹操比较欣赏的两个儿子中，杨修是站在曹植这一边的。他在为曹植能够继承王位的问题上，出谋划策，纠集势力，成为反对曹丕的政治共同体。不过曹植因为“华而不实”，并不被曹操喜欢。再者，杨修作为曹植的嫡系党羽，为其在谋取王位上出的一些馊注意，多次被曹操拆穿，是曹操对杨修由厌恶而逐渐起杀心的重要因素。为了保证自己死后权力的顺利交接，为了避免曹丕、曹植兄弟二人日后的明争暗斗，所以曹操随便找了个“泄密”和“扰乱军心”的理由，便果断的砍下了杨修的头颅，防患于未然。
曹操一方面实行“唯才是举”，吸收、笼络和重用知识分子，一方面又坚持“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用人原则。对于愿意臣服归顺于自己的文人，曹操可以给他们高官厚禄，可以与他们推心置腹，尊重爱护；可对于那些不肯服膺，不愿与自己合作，甚至别有用心的知识阶层精英，曹操却不惜背上屠杀知识分子的千古骂名，也要对他们下狠手、下毒手，这是他对文人惯用的一种统治手段。
曹操是位大文人，他重视文化，理解文化，更知道文人是不能随便杀的，但当他的政治统治受到知识分子的攻击和威胁时，文学家的曹操自然就会让位于政治家的曹操，只有通过政治手段，利用“铁血政策”，才能扫清口舌和文字障碍，实现“以曹代刘”的政治目的。对于曹操来说，杀掉几个不识时务的异己文人，是一项投资小、见效快的高压统治捷径，既能肃清耳根，又能杀一儆百，何乐而不为呢？
刘秉光——岁月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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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牛村支书 ，为何手能遮天打死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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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Dec 12, 2008 10:02 pm
Last Updated:Dec 17, 2008 7:21 am 6639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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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凤凰网转发的中国青年报文章《老支书举报腐败被打重伤致死 公安局不予立案》，不得不佩服文中的这一位村支书白虎林的“勇气”，敢于在包括政府信访局长、乡党委书记面前，将正大光明举报白虎林腐败的老支书拳打脚踢，最后殴打致死，这样一手遮天“敢作敢为”的村支书，绝对是可以称之为“最牛村支书”了。
白虎林作为村一级的支部书记，在大兵看来，如果属于官的话，最多是“九品芝麻官”吧，可是他的“最牛”，不仅在于他敢于当着政府官员面前殴打报复举报人，还“最牛”在他是开车携带一群打手到首都北京殴打“抓获”举报人，是在市级政府的驻京办殴打抓走举报人，没有人制止和说服；“最牛”在可以将举报人打成重伤住院后20天公安局不立案，这样的村支书天底下恐怕不会有第二个，难道还不是“最牛”？
这让人想起了那个辽宁西丰的最牛县委书记张志国。张书记虽然最牛，毕竟派出警察赴京抓人没能成功，反面为此事丢官扔掉了乌纱帽，在全国人民面前出了丑。可是，最牛的县委书记张志国，与这位村支书白虎林的赴京成功抓获举报人比起来，的确是远远不及，而且人家邯郸市丛台区苏曹乡河东村的白虎林支书，是“光明正大”地抓人的，说他“光明正大”是因为他在政府驻京办殴打抓走的举报人，是在包括政府信访局长、乡党委书记面前大胆作为的。
这样的超过最牛县委书记张志国的村支书，理所当然地应该授予他“最牛村支书”荣誉称号。
“最牛村支书”，为什么敢于和能够如此一手遮天呢？而且在受害者郭成志死亡前的20天里，公安局又为什么居然会不立案呢？
发生在河北邯郸市丛台区苏曹乡河东村的这起案件，实在是让公众不明白：这到底是村支书，还是意大利的黑手党？
受害者郭成志，作为一个七旬老人，村里的老支书，11月6日在河北省邢台市第三医院含恨而去，他死在了举报现任村支书白虎林经济犯罪的上访路上。
10月15日，老支书郭成志和李素英、杨凤仪、常香兰共4名村民乘火车赶到北京举报苏曹乡人大副主任、河东村现任村支书白虎林违法占用村里的土地、占用赔偿款数以亿计等经济犯罪问题。当晚邯郸市政府驻京办事处工作人员将郭成志四人接到保定市政府驻京办事处后面的一排小房子里住下。次日凌晨5时，正在睡梦中的他们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只见门口站着丛台区信访局长江更友、苏曹乡党委书记代昌明、河东村支书白虎林等黑压压一片人。原来得知郭成志等人进京举报的消息后，丛台区委、政府领导派信访局、乡领导进京接访，被举报人白虎林随后也带着10人，乘坐村里的两辆面包车随同区、乡领导来到北京。
当着信访局长和乡党委书记和被举报人白虎林的面，就有三个打手上来打了郭成志几个耳光后，打手们一边打一边骂，将举报人郭成志等4人被塞进了被举报人派来的两辆面包车里。上车后，郭成志4人被一阵拳打脚踢，最后从车上扔下107国道邯郸永年县境内。被扔在邢台县107国道边的郭成志，直到下午才被好心人发现打电话告知其家属。郭成志的三儿子郭聚红到邢台报案后，将郭成志送往邢台市第三医院抢救。经检查，郭成志多处被打伤，颈椎第七节被打断，颈髓损伤，造成高位截瘫，危及生命。邢台县公安局推托20天未予立案，11月6日早晨6时，已高位截瘫的郭成志老人在医院含恨而死。
如此作恶，好在最牛村支书，没有最牛到最后。
“从知道人死到成立专案组只用了8个小时”――邯郸市委书记崔江水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震惊！”邯郸市委政法委书记周国江11月6日也迅速召集检察院、公安局、信访局等多个单位的负责人20多人召开了紧急会议。在听取郭成志家属的意见后，立即打电话协调邢台市警方当天将此案作为刑事案件成立专案组立案侦察，并指示邯郸市公安局配合邢台市警方的行动。11月6日当天，4名殴打郭成志老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刑拘；河东村支书白虎林和一名副支书当晚也被丛台区纪委“双规”；白虎林和4名犯罪嫌疑人随后均由邯郸市公安局移交到了邢台市公安局；针对郭成志生前举报白虎林经济犯罪一事，丛台区纪委也快速成立了专案组展开调查。苏曹乡党委书记代唱明也因为工作失职被免除乡党委书记的职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表示，“我们举报(白虎林经济犯罪)已经好几年了，上面也不来查，怎么老郭一死，查得这么快，人都抓起来了？”
媒体披露了此事，公众更希望揭开“最牛村支书”为何能一手遮天的真相！
至诚大兵
2008-12-04 10: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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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了4万亿 , 才是硬道理！！！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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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Dec 12, 2008 9:58 pm
Last Updated:Dec 17, 2008 7:22 am 6497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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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寒风”席卷全球。高达数万亿的投资计划，已经成为我国拉动内需、抵御风寒的根本之策，在百余天的时间里，如何“干净”利落的“花掉”4万亿，成为上下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中国国家发改委表示，中央政府准备采取5项措施，严防滥用投资款，确保4万亿刺激经济投资资金的安全和工程的质量， 毫无疑问，如此大规模的投资，4万亿的“肥肉”肯定让一大批官员好好享乐享用，因为，各省人马为争分万亿投资蛋糕” 跑部向钱”。发改委门庭若市周边的酒店宾馆全部客满，官员腐败从决定投资时就从发改委周边高档酒店的餐桌上开始了。我不禁要间，谁才有资格分享4万亿盛宴呢？
官方数据表明，过去4年中国城镇居民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在过去30年里，中国百姓根本没有平等地分享过改革开放的成果，收入不平等程度已经高于大多数东欧转型经济体、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的一些亚洲邻国。从中央到地方官员不仅掌握权力，甚至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他们掌握了真实信息的情况下，恣意妄为“劫贫济富” 成为改革与开放产生出了一小撮受益者，同时制造了大规模的利益受损者。但在过去两年里，收入水平越低的群体收入越继续下降，收入水平越高的群体收入越上升。在“一派歌舞升平”的宣传下，极大地掩盖了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官者愈富，民者愈贫” 日趋严重的社会现象。
有专家建议，政府应当以此为契机，政府应充分挖掘公众监督的资源，逐步走出体制内监察的迷途，着手建立体制外监察机制，政府监督即使是火眼金睛也抵不上人民群众成千上万双火辣辣的眼睛，这” 砖”家不是脑子进水，就是白痴。所谓的“监督”其实是一个悖论，我们为了防止公仆吃鸡，引入另一个公仆来管理，问题是谁来监督这个监督另一个公仆的“仆”。理论上正确的答案” 仆的主人” 人民。因为，鸡是人民的，仆是人民的公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仆不仅吃鸡，有时连主人都吃。因为让他当仆的不是主人，而是党。在绝对的权力下，那么偷吃鸡同时把鸡翅分给监督他的仆，共同分享鸡何乐不为呢，谁又愿意放弃体制内监察，建立体制外监察机制呢？
党说：反腐败我党一项长期复杂的艰苦斗争，也就说体制内监察还要长期复杂的坚持下去。的中国普通老百姓根本没有资格分享4万亿盛宴，目前恐怕也无法直接从4万亿中拿到一只鸡，难以置信会让成千上万双火辣辣的眼睛盯着公仆吃饱吗，所以，主人喝西北风还要继续养鸡的局面还要长期继续下去，试图通过所谓的监督来确保4万亿只鸡的安全，是仆忽悠主人的最好办法。
中国官员腐败问题媒体报道了几十年，中央“大会小会天天讲，红头文件不断发，纪检监察齐上阵”，但官员腐败却在轰轰烈烈愈演愈烈，当腐败在中国变成一种常态，中国官员自然受益匪浅，面对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朱志刚正在接受中纪委“双规”审查，我们对中央政府准备采取5项监督措施，还有多少信心呢！
中央反腐败的决心是非常坚决的，不仅要铲除腐败，还要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滋生腐败的土壤倒底是什么---政治体制，推进以扩大人民民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铲除的唯一办法，当人民手里没有一张小小的选票，当人民用手里小小的选票，不能决定从中央到地方官员帽子，那么，让人民有平等和有效分享国家不断增长的财富的权力只是痴人说梦，长此下去，中国将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和政治代价。
老…堑腫/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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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是怎样被推上“ 神坛 ”的？（ 转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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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Dec 8, 2008 6:16 am
Last Updated:Dec 12, 2008 10:07 pm 7732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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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开国皇帝在坐稳了江山后，大都鼓吹自己出生时的传奇色彩。《宋史》和《明史》中就分别记载了赵匡胤和朱元璋出生时都出现了“红光满屋”的怪异现象。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想证明自己做皇帝的合理性和权威性，向世人宣称自己不是“一般人儿”，是当之无愧的“真命天子”。
不过，这种为自己出生涂上一种传奇色彩，声称“皇权天授”的伎俩，比起司马迁把汉高祖刘邦塑造成天神、龙子的手法来，那真算得上是“小巫见大巫了”。
刘邦本是一介平民，干过泗水亭长，为人好酒好色懒惰无赖，而且不喜欢读书。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近乎流氓的人，却能在秦末农民起义中脱颖而出，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不但击败了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而且还夺取江山做了皇帝。刘邦的成就，不仅让熟知他的人感到疑惑，就连司马迁也觉得不可思议。
或许是得到了西汉当权者的授意，或许是出于对刘邦发自内心的崇拜，司马迁在写《史记•高祖本纪》的时候，自然不自然的就把刘邦神化了。把汉朝的缔造者刘邦塑造成神和真命天子，这既是当时统治者进一步加强统治的政治需要，也是当时老百姓对英雄传奇人生的渴望。
神化刘邦，第一步最好是从出生时就入手，哪怕是给他的父亲戴上一顶绿帽子。司马迁就是这么做的。“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司马迁不愧为大手笔，这么精彩的故事也能编得出来。刘邦可不像普通人那样是父母“爱的结晶”，而是母亲在睡梦中与蛟龙交合后的产物。换句话说，刘邦母亲怀的是“纯龙种”，出生后的刘邦不是普通人，而是神（蛟龙）的儿子。以神的名义来统治一个国家，当然众望所归。
刘邦既然是龙子，相貌肯定不凡。“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在古汉语中：准，鼻也；颜，额也。这说明刘邦有着高高的鼻梁，长着一副龙的额头，同时还是个洒脱飘逸的“美髯公”。仅长得帅，并不能说明刘邦的神奇。刘邦身上最奇特的地方是他的那“七十二黑子”，竟然与赤帝（即炎帝）的七十二日之数相吻合。赤帝是与黄帝并称的华夏祖先，是日神之子，即火神。相传赤帝的母亲游华山时，看见一条神龙，身体马上有反应，回来就生下炎帝。斩白蛇后，刘邦又被老妪说成是赤帝的儿子。这样一来，刘邦是神龙后代似乎已成铁定的“事实”。
把刘邦塑造成神龙的后代，总要有些龙的气象和龙的影子来衬托和验证一下，才更有说服力。所以，司马迁写道：“所居上常有云气”，“其上常有龙”。刘邦在还没有得志的时候就已经异乎常人，不同凡响。住所上空经常出现象征富贵和龙相的云气，身上也经常出现龙的影子，这就强调了刘邦取得天下并非侥幸，而是上天安排和命中所定的。刘邦能得天下，能当皇帝，是受命于天，是天神对他的委托和青睐。这样一写，使刘邦“真命天子”的形象跃然纸上。
刘邦毕竟不是真正的天神，只是一个普通的血肉之躯，所以不能摆脱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可刘邦天神的形象已经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了，即使要死，也总会有独特的死法。司马迁在写刘邦生病临死的时候，也忘不了再次加上点传奇的作料，做到有始有终。“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自己九死一生打下来的江山，还没有坐够，就要说拜拜。我不相信刘邦面对死亡时，能有那份超然和洒脱。谁没有求生的欲望，相信当了皇帝的刘邦更甚，岂会拒绝医治？把刘邦的死说成是“天命”所为，是司马迁把刘邦由人塑造成神的又一神来之笔。
司马迁对刘邦的“真命天子”论，可以说是那一历史时期的一项“造神运动”。刘邦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推上“神坛”的皇帝。
继司马迁之后，汉代的儒者们为进一步发掘刘邦天神高贵血统的来源，经过二百多年的翻箱倒柜，终于在东汉初年，由贾逵好不容易在《左传》里找到了一个叫刘累的人。据说刘累是尧的后代，曾做过夏代的臣子。“尊信谶纬”近似发狂的汉明帝总算抓到了一根稻草，用来充分证明刘姓统治江山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所以毫不犹豫的把高祖刘邦定为刘累的后代。这样，刘邦就可以通过尧，上溯到黄帝，被认为是具有天神血统的人。
刘邦建立大汉帝国，成就了刘氏两汉四百年的基业，把汉族缔造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影响深远，无愧一代英雄。其实，真正的英雄即使死了，历史也会记录下他们的丰功伟绩，又何须这些无中生有的“噱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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